名牌是企業家的標志
祁：幾年前每次去雙星，不斷聽到你講創名牌的問題，當時我和其他記者對此還沒有特別深刻的認識。一九九五年八月，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五十周年之際，為了紀念這一活動，你又邀請全國的著名商家，在青島召開了“名廠、名牌、名店”的研討會。這事在社會上反響很大，新聞媒體都作了報道。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們的這一活動可以說是為一九九六年全國關于名牌戰略大討論拉開了序幕。
汪：如何創名牌，現在中國的企業家已經開始有這個意識了。過去，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不考慮什么名牌不名牌的，你計劃我生產，然后交給商業部門，賣出去賣不出去與企業無關。但是在市場經濟中，就必須要創名牌。
我們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這本身就是產生名牌的最好的土壤。為什么外國那些資本家、老板都紛紛來中國，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市場。再一點作為一個企業家，作為一個搞經濟的人來講，無論你的信仰是什么，市場卻是誰都要用的。對我們這個行業來講，當時世界上的鞋都紛紛進入了中國市場，都是名牌。譬如耐克。這個牌子，本身就沒有一個工廠，他實際上是在美國搞起來后，七十年代在中國建第一個公司，是在北京炒起來的。炒起來后在中國加工。
祁：可是我在一些商店里看到外國品牌的鞋不但價格很高，而且還標有進口的字樣。
汪：那都是騙人的。實際上耐克鞋說是出在香港，但根本就在倉庫里沒動窩啊。我可以告訴你，現在所謂進口的鞋，幾乎百分之百沒有進口的。我們的國家太大了，政策上也有疏漏。給人家加工鞋，他名義上出口時賺我們百分之十七的退稅，再進口時又賺我們的關稅，里外鉆我們的空子。這種情況不光是鞋，還有其他的東西，笑話都成災了。
祁：但是消費者不管這些，他只認你是不是著名的品牌。
汪：所以，發展經濟，振興民族產業，要靠我們自己的知名企業和名牌產品為根基。舶來品再好，畢竟是人家的，而且為此我們付出的是廉價的勞動力和廣闊市場這一高昂的代價。當然，在改革開放，國門敞開的今天，拒外國名牌于國門之外也是不切實際的，但是最明智的辦法就是如何創出自己的名牌與之競爭。
祁：可是外國知名品牌不光以他的質量，而且是以強大的營銷戰略和宣傳攻勢打入了中國市場。據統計，中國的彩電市場，日本和韓國的產品占百分之六十的市場份額；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的百分之八十已歸外國品牌所有；而外國公司生產的軟飲料在中國四大城市的市場占有率也高達百分之八十五。那么，在這種大軍壓境的情況下，我們民族工業的品牌怎么才能在自己的市場上不被外來者吃掉，或者說能轉敗為勝呢？
汪：我認為這是全社會，上至國家領導，下至普通百姓都要強烈關注的問題。首先一定要樹立起用我們中國自己的名牌占領市場的意識。因為中國人太多，這個市場太大。我與南韓做生意，問他們大宇公司的人，我說，在中國有個傳說，說你們大宇汽車在南韓不行，比不過現代。就在大宇即將面臨垮臺的時候，汽車走私到我們山東，一下子竟然把大宇汽車廠救活了。對此他們沒有否認。實際上走私的大宇車主要在山東境內，涉及到河南、江蘇一點點。可見中國有多大的市場啊！如果我們打不出自己的名牌，那就太丟人了。那次，大宇公司經營皮子的一聽說我去了，總部專門安排人員等我，那么大一個公司，他晚上等我到十點半。他知道我們的硫化鞋用皮量相當大，除了耐克就是我們了。你想想大宇在他國家的實力是第三位，他等我能等到晚上十點半。我回來給我的員工講，人家那么大公司，為了賣給我們皮子就那么敬業，而且他還特意叫他青島辦事處的一個主任飛回漢城、釜山去陪著我。反過來講我們這么大個市場，卻沒有用好。
祁：雙星的名牌戰略是哪一年開始的？
汪：一九八六年。我們是以淘汰傻大笨粗的解放鞋為契機，發動了名牌戰略的首場戰役。當時，中國女排蟬聯世界錦標賽冠軍，我在電視機前觀看時，發現女排隊員們腳上穿的全是日本的 “美津濃”鞋，心里真不好受。中國人站著不比外國人矮，躺著不比外國人短，為什么人家能做成的事，而我們卻做不到呢？女排靠拼搏為中國人爭光，雙星也要靠拼搏首先讓女排能穿上中國人自己制做的鞋子上戰場。這樣，我們整整干了一百天，研制出了中國第一代專業排球鞋，是我親自送到女排去的。據說，在后來的一次國際大賽中，中國女排隊員被指定穿贊助商“美津濃”公司的鞋子參賽，但張蓉芳等隊員卻認為穿“雙星”鞋更舒適，在她們的堅持下，日本贊助商只好讓步了。正是這次成功，我們果斷地提出：先用十年時間創出中國名牌，然后創出國際名牌。
那時候我們在廠區內樹了一塊很醒目的大標語：立足山東，面向全國，沖出亞洲，走向世界。很多人見到以后，說雙星真敢吹。但是我們用了十年時間，創造出了“雙星”、“達堡斯達”的品牌，最終得到了國內外兩個市場的認可。
祁：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汪：沒錯。從生產產品上講，十年跨越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追隨模仿。從足球鞋、籃球鞋_直到霹靂舞鞋，基本上是跟在別的生產廠家后面模仿學習的。與此同時在企業內部進行了大規模的技術、工藝改造；第二階段是創新超越。在國內首家成立了鞋業科研中心，建立了一支專業化的開發設計隊伍。一九九Ｏ年前后，以亞運蘭、時裝蘭、金獎蘭、四季蘭為代表，以老人健身鞋為起點，形成了雙星熱硫化鞋系列產品。從此扭轉了四十年的落后局面，也奠定了雙星在國內制鞋行業的龍頭地位；第三階段是名牌階段。從產品的設計開發到生產銷售全面向國際名牌看齊，到一九九七年，雙星制鞋總量達到五千多萬雙，實現銷售收入二十一億元，在市場的占有率是百分之三十三，高居榜首。同時，“雙星”也榮獲全國馳名商標，并先后在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注冊。
祁：這幾年來，我知道你們在國內市場上一直是咬著耐克、阿迪達斯這些國外品牌，從各個方面下力氣與他們競爭。那么，在這場中外較量中又是誰勝誰負呢？
汪：從全國運動鞋市場競爭力排行榜中，你可以看出雙方實力的對抗：一九九三年，在排行榜中，耐克占據了“心目中理想品牌”和“購物首選品牌”兩項第一，而雙星只占“實際購買品牌”第一；一九九四年，雙星奪得了兩項第一，耐克僅占“心目中理想品牌”第二；到了一九九五年，這三項第一竟然全部都由雙星奪得。
祁：雙星在國外市場的情形如何？
汪：在大環境上是好的，但是在各個方面還存在一些使我們不能理解的阻力。就拿越南來說，他主要是硫化鞋和我競爭。他的鞋到歐洲一塊錢就是一塊錢，連稅都不用交，而我的鞋到歐洲還要限制嚴格的配額。他們與美國還沒有建交，美國就向他敞開了市場，只收他百分之五的稅，而我們的鞋到美國就不行了，征收百分之四十八的高關稅。銷售價最高的才賣到十二美元。即使在這樣的不利因素下，我們仍然靠自己的品牌打開了國際市場。尤其是從一九九三年開始，我們大幅度地向美國市場擴張，到一九九五年的銷售總量達到一千七百萬雙。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有關部門，曾對該州十一所大學的一千五百名學生作名牌運動鞋抽樣調查，投票結果是。競有百分之十二的大學生投了達堡斯達的票。也就是說，平均每十五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穿著我們雙星生產的鞋。
祁：這個廣告很值錢。
汪：當然啦。你想，一個經濟欠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在名牌競爭最激烈、最密集的美國，又是運動鞋最發達的地方，能達到如此高的市場認可度，有這樣高的知名度，也是我沒有預料到的。這事誰也沒法去走后門，就是走也來不及呀！所以說從我們雙星創名牌的經歷就可以證明，創名牌是企業騰飛的翅膀，同時也是民族工業生死攸關的重大課題。
祁：在人們的印象中，名牌總是等同于高檔和價格昂貴。可我感覺到雙星在市場上的產品，好像中檔的比較多。
汪：對。我們以中檔產品為主。但我們的中檔鞋和他們的高檔鞋很接近。
祁：你指的是質量還是價格？
汪：價格比他們低得多。我們的款式和整個做工都和高檔的一樣。為什么呢？我們的量大。我們一天近二十萬雙的產量。一下子都賣高價的話我可受不了，中國廣大消費者的消費水平也達不到。如果現在就和外國的高價拉平，人們就不要我們的了。所以我得要慢慢地來。另外，把名牌與昂貴等同起來，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
什么是名牌？它不是由哪個部門可以指定的，也不是像現在很多產品交上幾千塊錢，換回一個幾十塊錢的獎杯或者貼上一個名優標簽。名牌首先是廣大消費者自發公認的，是經過市場嚴格長期考驗的。它以質量優秀、性能良好、形象卓越和服務超群這四大要素而成名，所以說看一個名牌，首先要看它的銷售量、知名度和信譽度，而并非僅僅看它們的價格。如果你企業不遵守市場的規律，盲目把價格抬到消費者無法承受的地步，那你的市場就會自行萎縮，你也只有自認倒霉了。
那么，有沒有愿意買高價位商品的人呢？有。但那畢竟是少數。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四十幾塊美元的鞋，不管是什么牌子，總是黑人、黃人還有下層的白人，在那里購買。而標價一百八、二百、三百多的鞋買的人并不多。我去美國雖不多，也五六次了，看到那些鞋也是到最后都得降價。從三百降到二百，沒人要又降到七八十美金。實際上，很多世界名牌的價格都定在一般老百姓可以消費的水準上，像可口可樂、萬寶路、雀巢和柯達，這幾個品牌都是名列世界馳名商標價值排名前四名，可他們的銷售價格并不很高啊。
祁：您曾說過“名牌是企業家的標志。”請您談談名牌與企業家之間的關系。
汪：我認為沒有名牌意識的企業家是盲目的、沒有眼光的企業家。沒有闖出名牌的企業家是無能的，也是不會長久的企業家。為什么呢？因為名牌對企業來說是一切工作的“綱”，抓住了這個“綱”，就等于抓住了整個全局。所以能否抓住名牌是衡量企業家素質、境界以及決策、指揮能力的標志。一個人能否成為真正的企業家，就看他能否創出真正的名牌。
名牌是市場經濟中的原子彈
汪：雙星開始進入國際市場后，我經常在世界各國跑，總結到名牌往往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象征，它在市場經濟中的威力不亞于原子彈.為什么這樣說？原子彈在國與國政治勢力的較量中具有巨大的威懾力量。而中國人要想不受人控制，不被人欺負，就像陳毅說的，就是把褲子當了，也得要搞出自己的原子彈。這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你想，在五六十年代那么艱苦的條件下，在西方經濟封鎖、科技封鎖的情況下，中國人僅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就把原子彈搞出來了。一九六四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傳來時，我還在部隊上，記得當時真是普天同慶啊！因為我們終于打破了他們的核壟斷。
祁：是的。當時蘇聯專家撤走后，赫魯曉夫向世界宣布：離開蘇聯的幫助，中國的原子彈響不了。毛澤東則針鋒相對，說：中國的原子彈響了，要獎赫魯曉夫一噸重的獎章。四年以后，事情極其具有戲劇性，赫魯曉夫的下臺與中國原子彈的爆炸只相差十幾個小時。
汪：所以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國家第一代領導人是非常有志氣，有膽識的。那么，時代發展到今天，冷戰結束，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中國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融入國際經濟的循環之中。在這樣大的機遇面前，我認為我們的民族工業，要把創出自己的名牌產品，同當年搞原子彈一樣去高度重視才行。
一九九五年底，國家計委邀請了十位企業家，企業家是一組，我一看都是第一汽車制造廠等一些國家大型企業，雙星與之相比算是小企業了。我當時就提出一個觀點，你講二十一世紀的規劃，首先要提創中國人的牌子。我對一汽的老總也沒客氣，你一汽搞合資，生產的奧迪也是人家德國的牌子啊。
祁：說到中國的汽車工業，目前已經和境外二十個國家及地區建立了三百多家三資企業。但是在這些企業的合資合作項目中，屬于我國產權產品或者品牌卻微乎其微。專家們都在呼吁：隨著產品的老化和升級換代，企業如果不能形成自己產品的開發能力，必然導致二次引進。
汪：這正是外商們所希望的。你產品權不在自己手里，那么，在生產經營以及技術開發上就得處處受制于人。因為外國企業的目的就是要使你不斷走引進、淘汰、再引進的道路，否則他怎么賺你中國人的錢呢？所以要想真革命，就得打自己的牌子，提倡坐自己的車，哪怕是拖拉機在長安街上跑，也得要這個勁。不然的話，你坐奧迪和坐外國車有什么區別？還不如我坐大老美的林肯呢。在這一點上我們比韓國差得太遠了。
一九八八年我國和韓國還沒有建立外交關系，我是通過日本三菱公司進了韓國，當時作為民間團體進韓國的可能我是首創。怎么這么講呢？從東京飛到釜山后，我們一行四個人在機場被截住了。人家看了我們的護照，說得很客氣“請你稍候”，那叫稍候嗎？那簡直是拘留。眼巴巴看著別人都走了，而我們卻不能動。一下子折騰了四個半小時。因為出不了機場，韓國方面接機的工作人員也接不到我們。最后又通過日本三菱公司把韓國的老板找出來，他親自到機場拿到我們的護照，得到認可以后，才把我們接出去。丟那人就不用再說了。等我出了機場，那個老板告訴我，因為我是以中國鞋業協會會長的身分，他們也是會長去接的我，還不是完全以廠長的身分。
在路上，他指給我看跟在后面的車，說后面那兩部車就是韓國安全局的。我一共在韓國待了十二天，他們足足陪了我五天。到第五天，韓國的公司方面請我吃飯，那安全部的三個伙計也坐在旁邊。我跟他們開心，給他們敬酒。我說：“我只是中國的一個鞋匠，要說做鞋比你們韓國差遠了，我進了你們國家你們三位就一直在保衛著我，你們三位辛苦了，我敬你們杯酒。我這個身分不需要你們保衛。”原來他們懷疑我是朝鮮派去的。我說：“我地地道道是做鞋賣鞋的，你們不要懷疑。”這樣講了以后，到第六天他們就撤了，也不“保衛”我了。
這是一段插曲.我要說的是什么呢？就在那個時候，他釜山到漢城的高速公路剛剛完工一個月，農村路上跑的三輪拖拉機，我們青島人叫巴達巴，環衛局成天盯著不讓跑的那玩意，他那里到處都是。但是我去年和今年去就再也見不到了，根本就沒有了。當時到他們家里去做客，我看他們吃的并不比我們強，住的也并不比我們強，那時候我們到漢城去時，到處都是美國兵在站崗。現在才六七年時間，變化非常大。韓國的汽車，一九八八年時并不怎么樣，他現在的大宇車和現代車在他國內賣，高檔的已經和奔馳車的價格基本接近。這一次我去，他那個老板接我，乘坐的就是韓國生產的高檔車。
祁：由此可見，如果一個國家不能盡快地提高產品的自主開發能力，創自己的名牌產品，就只能成為外國資本的附庸，成為人家跨國公司產品的生產工廠。
汪：是的。一九九六年六月，我應臺灣制鞋業的邀請去進行為期十天的考察。這是四十多年來大陸鞋業界到海峽對岸的第一次交流，加之雙星的知名度，我們還沒有去，他們的《經濟日報》就率先刊登了我要來臺灣交流的消息。等我們到了以后，臺灣鞋業界的所有大公司都表示出了極大的熱情，爭先恐后地邀請我們去他們那里走訪，結果使我們十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緊張。在交流期間，臺灣的記者采訪我，他說：“請問汪總裁，雙星成功的法寶是什么？”我回答他：“我們成功的法寶是抓了一個牌子，一個由中國人自己創造的名牌。”當時在座的其他記者同時伸出大拇指，為雙星必將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世界名牌而驕傲。
那么，臺灣制鞋業是個什么樣的情況呢？在臺灣，制鞋的制造業在其經濟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六十年代他們還主要以家庭生產為主，規模很小；到七十至八十年代，他們借助外來技術（主要來自日本）的幫助，生產技術逐漸成熟，規模也不斷擴大，開始形成制鞋強手。他們真正的發展壯大期是九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后，由于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鞋業受到人力資源緊張的矛盾沖擊，制鞋企業開始將生產向經濟欠發達地區轉移，形成了目前島內開發，島外生產的制鞋經營新格局。這種格局又推動了他們的鞋業開發向高精度、高速度、高技術的方向發展，以適應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臺灣現在已經成為日益引起世界鞋業矚目的先進技術的開發生產中心。
雖然他們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在開發研制等技術方面走在了同行業的前面，但是，讓人遺憾的是他們發展到今天卻沒有創出自己的牌子。因而只能成為耐克、銳步、阿迪達斯等外國諸個名牌的加工廠、生產基地和配套基地，使得規模經濟的勢力得不到最佳發揮。
祁：我看到一篇德國《商報》的評論文章，寫道：沒有創造出自己的名牌是亞洲地區的典型錯誤。我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的產品在世界上沒有什么名氣。韓國人是惟一的例外，他們雖然在各方面模仿日本，卻依靠三星、大宇和雙龍等公司在世界上樹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
汪：確實。遺憾的是韓國制鞋業沒有創出自己的牌子。我這次在臺灣，從臺北到高雄走了七個縣市，參觀了十六個公司和臺灣鞋業制造及設計中心，并多次會見鞋業界要人，包括臺灣制鞋工業工會主席張文義先生。在交流中我給他們講，雙星之所以不惜一切代價創牌子，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汲取了韓國和我國臺灣制鞋業的教訓。韓國制鞋業十大公司，他最興旺時，有一百二十多條生產錢，但他垮得很快。為什么？因為他的生活水平提高后，工人的工資提高，鞋的成本也相應提高，他就想向中國轉移。這時候，臺灣同胞的動作比他們還快，提前進入了內地，在南方呼呼地建了上千條生產線，一下子把韓國人給頂垮了。韓國人那么大的規模，垮得那么快，其中失敗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他自己沒有創出一個牌子，也是給別人加工。人家不在這兒于了，拿到中國去了，他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所以，對一個企業來說沒有自己的牌子就得永遠依附于別人，而有了牌子你就有了市場。
祁：所以你把牌子稱為市場中的原子彈。
汪：對。我們汲取他們的教訓，一定要打自己的牌子。我們也制定了好多政策。比如出口，你要用我們的牌子，可以添五；外國來做鞋，我們讓他盡量用我們的牌子。在國內來講，我們一直堅持打自己的牌子，這一點我們比他們高明。說實在的，走入市場，對中國人來說，對我們這個行業來說，雙星最大的貢獻就是創造了一個牌子。
你想，人家搞市場都搞了幾百年了，而我們剛進入市場時中國是個什么樣？現在最強盛的是耐克，銳步有點下降，阿迪達斯主要的產區是在南美。我這次到東歐，人家每個城市都有這三大名牌的專賣店，產品都已配套。所以我們在世界的行業當中汲取了韓國的教訓，我們的高招是不但有自己的工廠，有自己的牌子，還有一個渠道。這個渠道我們已在國內建了起來，形成了銷售網。一個牌子，一個渠道，這是兩著高招。為什么臺灣的各廠家在我們走訪時紛紛抓住這一機會，向我們展示他們的實力？他們說我們跟你比就是缺了個牌子，缺了個渠道。所以他們都希望和我們合作，通過雙星打開大陸的市場。所以我為什么說牌子是高科技的高科技？假如說我現在再做高檔體育用鞋，我不知要在人力、財力、科研技術上投多大的力，但是我用我的牌子，用他們的條件，由他們加工，我向市場去推銷。
祁：雙星作為中國名牌是無可爭議的，但要作為世界名牌這個概念怎么講？
汪：去年四月，在新加坡參加二十一世紀國際研討會時，有兩個新加坡的華人記者在會上也提出過這個問題。他說你雙星怎么能成為世界名牌呢？好像不大理解。我回答說，作為我們這個行業，運動鞋大家知道最出名的是耐克，美國人才兩億多人口，他們搞一個牌子，一宣傳就說成是世界名牌。我們中國人十二億人口，再加上世界各地近一億人的華夏子孫，我們搞一個牌子怎么就不能是名牌呢？美國人和發達國家總是把我們說成是落后的，怎么落后呢？就是我們的總收入按人口平均，我們是第三世界，那么，既然按人口計算中國是第三世界，為什么我們創了一個牌子，在中國的市場本身就有十二億，加上你們在外面的炎黃子孫十三億，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我說雙星鞋在中國人中幾乎家喻戶曉。他美國的是世界名牌，我雙星為什么不是世界名牌？我說，我們當然是世界名牌。當我回答完這個問題后，掌聲不斷。
因為我們本身就擁有一個大市場，本身就存在著一個世界的市場，你想想世界上每一個大城市，每一個老城市都有唐人街，世界上每一個地方都有中國人，一直到北歐挪威最偏僻的鄉村都有中國餐館。從中國人在世界各國的分布、當初下南洋流浪、創業打下的基礎，給國際市場也等于創造了條件。為什么這么講呢？最近上海、北京出國人員很多，我們青島也有，他們很多人都特意買一些雙星鞋帶出去。在美國、加拿大居住的人捎信來買鞋的也很多，一買買幾十雙。
我還講了一個觀點，就做鞋來說，無論是運動鞋還是高檔皮鞋以及其他專業鞋，現在幾乎都在中國做，目前全世界生產的旅游鞋在中國生產的占百分之八十。三大名牌在印度尼西亞的產量寥寥無幾，菲律賓沒干成，泰國沒干成。馬來西亞人家生活水平高了，已經不干了。現在在亞洲只有我們和印度尼西亞，還有越南。而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已經不做鞋了。德國還剩一點點，日本也剩了一點.一九九五年五月，我到日本，幾乎找不到工廠。它制鞋工廠在神戶，這一次大地震幾乎全完了，也基本上不生產鞋了，而主要依靠進口，稅收由百分之七十、八十，一下子增加到了百分之百。所以說我們應該增強我們自己創名牌的志氣。歷史證明了雙星走過的路，就鞋業來講，應該說國外的名牌鞋對中國的侵襲最大。但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我們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就創出了一個自己的名牌。
為什么說是世界名牌呢？由于我們在世界上的影響，一九九三年美國有兩家公司注冊了雙星商標。我們在美國設立了公司后，和美籍華人的兩家達成了協議，同意三家都用雙星商標。我把他們請來，我說我們都是中國人，都賣雙星鞋，統一都用這個商標。一九九五年又出現了什么情況呢？具有一百年歷史的康姆斯公司的律師向我們發來信函，要求我們主動撤銷在美國的商標注冊，并且威脅說如果我們不撤銷，就以他們在美國注冊“ALL STAR”和“ONE STAR”商標為由向法庭起訴我們侵權。你看他霸道到什么程度？他注冊的是全星，和一個星。他說你只要在鞋上帶星就是侵犯了我的商標權。我們接到傳真后，理直氣壯地給美國公司回了傳真，說愿意打這個官司。因為商標的顏色和設計、標碼都不一樣，名字也不一樣。我說，看來這個官司我們能打贏。我們在國內請了律師，在美國請的律師也已經把材料傳給了對方。他們在美國是數得著的公司，不光是經營鞋，他一年的買賣都是幾百個億，我說這個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中國人創造一個牌子，環境有多么復雜，為什么我初去時他不起訴我呢？雙星鞋一九八七年就打入了美國市場，目前在美國市場的銷售量已占我們整個出口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現在他意識到雙星集團和“DOUBLE STAR”這個牌子已經壓倒了他的一顆星，所以便利用不正當手段阻撓我們在美國注冊，而且兩次向美國商標專利局要求拖延對我們雙星商標公告期，結果美國商標專利局采取了保護本國企業的立場，將三十天的公告期延長為一百二十天。
祁：那么，你們原先注冊的就不算數了？
汪：在國外注冊是這樣的。提前要寫出申請，他們備案，取得商標的初審通過。那么在這一年半中或者兩年時間內你都可以發表已經注冊的聲明。這不，到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一日，美國商標局發布公告，準予雙星商標在美國的商標注冊權了，他康姆斯公司出來阻撓，說我們的雙星侵他一個星的權了。再就是歐洲，波蘭、荷蘭和西班牙也已經搶注了雙星商標。當我們意識到我們這個商標在世界上已經有影響，趕快注冊國際商標，結果整整辦了一年多，接近兩年，等我們辦了下來，人家已經搶注了。那么我們再進入的話，就是侵權。我們在波蘭的市場非常好，高檔鞋直接進入，現在波蘭的公司正在與當地磋商，雙方盡量協商。不行的話也得請律師起訴他非法，因為他搞的和我一模一樣，等于把我的全部標志整個都給套上了。
祁：據說像同仁堂中藥這樣的老字號也被日本搶注了。
汪：是的。你中國只要有了名牌，他們就搶注。當我們的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后，我們才痛感到牌子的重要性，感到他們在牌子上舍得花力氣，挖空心思在作文章，為了創一個牌子，真是不惜一切代價。一九九五年底我到東歐考察市場，在匈牙利有一對夫婦，一年掙一千萬美元，要拿出四十萬美元來打自己的牌子。我和他們談，他說他的硫化鞋可以用雙星的牌子，但是他還得創自己的牌子。
祁：外國的鞋蜂擁而來，而中國的鞋卻在外國注冊這么難。在這方面國家有沒有什么保護措施呢？
汪：就拿我們和美國打這場官司來說，到國家有關部門去反映這種情況，他們說這是企業行為，是你們企業的事。你說這氣人不氣人？我說這是共產黨的企業，不是我汪海的企業，如果是我汪海的企業我根本就不來找你們。我花錢收買不就完了？
通過這些事證明中國人也能創自己的名牌，而且中國人創出自己的名牌后比外國人更有前途。特別是像手工業、加工工業，中國人不干則罷，只要干就能干得非常漂亮。
我在韓國進口皮子時，有意識地在耐克的價格上增加了三美分。供應我們皮子的五家韓國皮廠中，有兩家專供耐克用皮，我對他們說既然是耐克用的皮子，我雙星也一樣用。他們說價錢貴。我問貴多少？說貴三五美分。我說耐克能用的皮子，我們中國人一樣可以用。不就貴幾分錢嗎？你只要保證我雙星質量，我給你多加二到三美分。我心想你韓國人以為我們中國的工廠就不需要用這么好的皮子？以為咱中國人就沒錢？我就是要爭爭這口氣，長長咱中國人的志氣。
創名牌是企業最大的政治
汪：那么，我現在回到你提的問題上來，在一九九五年秋季，為什么我們雙星，作為一個企業要請來全國最著名的一百三十多家大商店，召開“三名”研討會，來紀念世界反法西斯勝利五十周年呢？
那次研討會的中心議題是：創名牌，長中國人的志氣，樹中華民族的新風。你知道，在那幾個月中，新聞媒體成天回顧九一八；回顧七七事變；回顧南京大屠殺。這些回顧對我們的下一代確實有教育，使他們知道了那一段難忘的歷史。但是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還能進一步啟發青年什么呢？別看我是個鞋匠，在新聞界也有幾個好朋友。我說你們天天回顧，但光回顧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提出問題。
回顧歷史要與現實結合起來。現在美國對我們一會兒是經濟制裁，一會兒是借口所謂的人權干涉我國內政，這是為什么？就是因為我們國家經濟實力還不夠強大。假若說我們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我們怕什么？你想想新加坡二百六十萬人口那么個小國家，一個美國人在那里犯了法后，美國總統出面講情。當時我正在新加坡，他的晨報是華語報，李光耀采取強硬態度。不管你是哪個國家的，你在我新加坡犯法，就得執行我的法律，我就得打。據說是打六鞭子改成了四鞭子。反正總是打了。
在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乃至集團與集團之間的政治斗爭，從歷史到今天，任何一次政治沖突，說到底都是一次經濟沖突。也就是說，幾乎沒有脫離了經濟問題而單純存在的政治斗爭。
祁：是的。政治與經濟是一對不可分割的聯體兒。
汪：我們成天說要講政治，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我們作為一個企業來說這個政治要怎么講？我認為我們創造一個牌子，就是講政治。我們中國在全球化的大商戰中，創造出更多的名牌，就是最大的政治。試想，一個擁有十二億人口的中國，沒有自己的名牌占領國際市場，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也不能保證五十多年前的悲劇不再重演。對于這個問題，現在人們的認識還非常模糊。有很多人把創牌子看成是你企業家的事，是你企業的事。他們不僅不支持你，還站在一邊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名廠、名店都是企業，怎么支持、怎么幫助？我認為在這一點上，社會并沒有取得共識。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就應該自己拿自己當骨干，廠家和商家聯合起來，自己研究和解決一些力所能及的現實問題。
祁：請你談談這次研討會的主要內容。
汪：社會發展到今天，中國應該怎么搞好名牌？到會的名店老板們也都有很好的見地。首先是怎么去認識名牌。名牌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是客觀存在的。你既然承認市場經濟，就必然會產生名牌。發達國家的名牌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也是進入市場后首先用他的牌子來推動國內和世界的發展經營。就市場來講，這是市場競爭的標志和代表。作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企業、一個商場，我們要樹立名牌意識，必須在商戰中把名牌意識和愛國聯系起來；把名牌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聯系起來；把重振民族精神與壯大中國的經濟聯系起來。應該把創名牌看成中國市場經濟中的原子彈那樣的高度去認識它，去發展它、壯大它。否則我們在這場國際大商戰當中就很難取勝。其次，創名牌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應該有長遠發展戰略。像在世界品牌價值評估臺上名列前茅的可口可樂、萬寶路、雀巢、柯達等名牌，也是經過了幾代人，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懈努力而樹立的。
祁：這兩年國內好像也開始有了品牌評估這方面的業務。
汪：雙星品牌的價值是二十一億元。
祁：不低呀。
汪：所以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創出更多中國人自己的名牌。此外，要動員全社會、全民族的力量，齊心努力創名牌。
名牌是全民族的財富
祁：你認為主要的力量有哪些？
汪：第一，當然是企業，制造產品的工廠要有創名牌的理論，要有大的策略和部署。我們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就決定了要創自己的牌子，整整創了十二年。從雙星創名牌的經驗可以看出，一個牌子是代表你企業的形象，企業的精神，也是企業的財富。而且既代表精神又代表物質。從一定意義上講，抓好一個牌子，就是全面地抓好了我黨提倡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所以說衡量企業的好與壞，你本身的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是個什么樣的情況？不要空喊口號。進入市場經濟以后，現實就擺在這兒，沒錢，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大到國家什么事都辦不成。所以說你創造出名牌產品就是最好愛國，就是最好地愛這個民族，最好地愛這個廠，最好地愛這個崗位。那么在你的崗位上就得為這個牌子增光彩。因此，我們雙星早在幾年前就在內部開展了創“三名”活動，就是名牌、名廠和做雙星名人。所謂名人難當，我深有體會。但我這個人是善于迎著風浪上的。一九九三年雙星人又提出：“創國際名牌，干國際名牌，當世界名廠”的“三名”戰略。我們就是這樣不斷地自己給自己增加壓力。
第二，是政府要支持和保護名牌。在維護名牌信譽，防止假冒偽劣產品方面執法要嚴。現在你只要創出名牌，假冒偽劣的產品立即蜂擁而起，充斥市場。這些侵權者才不管產品的質量不質量呢，就是為了用你的牌子來賺錢。一九九五年我們曾經邀請了青島工商局和有關部門組成一個班子，拿出半年的時間專門打假。結果發現在我們青島中山路，就有近十家在賣假雙星鞋。再到即墨和膠東地區這些地方去查，那就多得沒法說了。更為可笑的是，我們明明知道山東有幾家在利用我們的牌子生產鞋，但我們的調查班子就沒敢進那兩家的門。
祁：為什么？
汪：他們打電話給青島工商局，說你們可以來，但你們的生命安全我們不能保證。工作人員跑回來給我匯報，我說那怎么辦？還是人的命要緊呀！
祁：不久前，我在北京和平門看見一個個體攤販在賣你們的鞋，而且外包裝盒上的圖案、顏色和字體都與你們的一樣。我要了一雙鞋，發現做工很粗劣。我說你賣的這雙星鞋是假的，小心人家來查你。那個小販沒否認，說這跟我有什么關系？生產這個鞋的廠家就住在胡同里。聽他的口音好像是南方人。
汪：前年我們與青島工商管理局的同志一起下去，到浙江溫州、瑞安也查了一下。他那里有兩個窩點，都是個體經營者開的工廠，其中一個公開打著“瑞安市雙星鞋廠”的招牌。所制造的假冒鞋上赫然印著：“中國雙星”的字樣，鞋子側標也直接采用雙星馳名商標的標記，其外觀足以以假亂真。但他的制造工藝很簡單，質量就更沒法說了，有的鞋子的鞋幫和鞋底用手就能剝開。最后在當地工商局的支持下，查封了這兩個廠子。假冒產品如果不抓，不僅損害馳名商標的聲譽，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給我們企業也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雙星僅僅在一九九四年打假就耗費了一百多萬元。如果計算每年被假貨所害而蒙受的經濟損失那就是天文數字了。
祁：這種現象屢打不禁的原因，會不會是我們國家轉軌時期的一種必然現象呢？
汪：假冒名牌不僅中國有，世界上也有。但是在國際上要是真正發現你搞假冒的話，那處罰是很厲害的。而我們打假不力的原因，一個是與地方保護主義的袒護有關；再一點法制不健全。
祁：據說，在中俄貿易中，中國商品在俄羅斯市場上很受青睞，但他們開放以后，咱們的倒爺把大量的假冒偽劣產品弄了過去。現在他們買中國產品就非常小心。
汪：是的。他有一個漫畫，就是鞋的。黑龍江這邊的一只鞋是新的，而賣到他們那邊的卻是破的。假冒偽劣造成的惡果，把我們的路也堵死了。現在雙星鞋出口俄羅斯，只好“曲線救國”，走韓國這個渠遭。所以說政府當務之急是如何打擊假冒名牌，維護真正名牌的權益。這也是對企業創名牌的最大支持。尤其是國有企業擁有的馳名商標，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它本身就是國有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不保護，豈不是讓國有資產流失嗎？
就拿資金來說，國家沒有給我們一分錢的投資，是我們自己從不到一千萬元的固定資產滾動到現在的十七個億。雖然國家改革開放，大的宏觀經濟政策給了我們很多機遇，青島市委兩屆市委書記都給我們很大支持。但是在企業十多年的發展中，我們與政府的各個部門打交道卻遇到過不少阻力。所以說政府，尤其是政府職能部門對國有企業的名牌在政策上的傾斜、資金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保護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商業要義不容辭地推銷中國名牌。要以經營中國人自己的名牌為自豪。商業與民族工業的利益是共同的，沒有中國名牌，沒有民族工業的騰飛，也就沒有中國民族商業的繁榮；沒有中國的名廠、名牌，也就沒有中國民族的名店。如今，中外產品在市場的競爭已趨白熱化，很難想象一個只喜歡推銷洋貨的商店，會贏得有民族自尊心的國人的尊敬。因而，中國商界要有與中國民族工業同生死，共命運的觀念。此外，我認為只有先推銷好中國人自己的名牌的商店，才能成為在廣大民眾心目中有良好形象的名店。在這一點上，我經常對商界的朋友們說，雙星名牌，有我們雙星人奮斗的一半，也有你們商界支持的一半。為什么這樣說呢？現在，富裕了的中國人對名牌的追求已成為一種生活時尚，而名商場、名商店也越來越成為名牌消費的主渠道。所以，名廠與名店聯手合作，對引導和推動國內名牌市場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特別是在假冒名牌充斥市場的情況下，從消費者心理來說到名店買名牌就有一種安全感。
第四，消費者要熱愛中國名牌。全社會要樹立一種使用中國人自己的名牌的風氣，并為之感到是一種光榮，是一種自豪。
祁：一九九六年“六一”前夕，雙星在北京國際展覽中心與中國少年報社聯合發起的全國廣大青少年支持和愛護中國名牌的大討論。你們的題目很有意思：為中國名牌筑起“希望工程”。為什么要用這樣一個提法呢？
汪：我們與中國少年報社聯合搞這個活動，醞釀了一年多。但我和他們社長都很忙，陰差陽錯，總是湊不到一起，直到一九九六年才總算搞了起來。我們搞這個活動也就是想從娃娃抓起，提倡一種民族精神。這十幾年來，世界名牌鋪天蓋地地涌入中國市場，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造成了我們民族的心理問題。現在，中學生和年輕人對于熱愛中國名牌沒有很強的意識，而是在一種崇洋媚外的社會心理驅動下，就覺得外國的月亮明，外來的東西好，小孩子們也都認準吃肯德雞、麥當勞；穿阿迪達斯、皮爾卡丹。
祁：我采訪過一些中學生，他們反映同學之間就有一種對外國名牌的攀比心理。
汪：我們這么大個國家，這么大個民族，如果這樣發展下去，難道不是悲劇嗎？
祁：麥當勞是一九九二年才進入中國的，現在已經在各大城市迅速膨脹，牢牢占領了快餐市場。在北京的幾十家分店里，每天人滿為患，很多家庭都是帶著孩子定期光顧。這種現象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經濟日報》發表文章展開討論：麥當勞吃的是什么？賣的是什么？結論是文化。
汪：是呀。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商品文化，名牌更是這種商品文化的最佳體現。如今，外國人憑借名牌產品占領中國，同時也把他們的文化滲透到每個領域。文化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自尊、自強和自信，這些都蘊藏在你的名牌之中。所以，我們中國人有五千年的文化，創名牌更要有自己的自信。韓國的汽車在世界汽車大國中只屬于中游，但韓國人都認為自己生產的汽車是世界上最好的，全體國民幾乎都開韓國車，而不買外國車。所以說，韓國經濟的騰飛與他們民眾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是分不開的。
在那次研討會上，我給到會的孩子們講，學劉胡蘭，學董存瑞這些英雄是對的，但是在和平建設的時代，我們也沒有那種往敵人鍘刀底下去爬，在戰火中去炸敵人碉堡的機會呀。再說到古代的四大發明：造紙、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我們是要為中華文明感到驕傲，但那畢竟是我們的老祖先給人類創造的業績。今天，我們搞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具體應該體現在什么方面，是值得深思的。別人靠槍炮不一定能打垮一個民族，但在市場經濟中他靠一個牌子，靠經濟的勢力就可能逐步地把你這個民族吃掉，你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沒有戰斗力了。那么，要振興中國，就必須在市場經濟中政府要認真抓好這個牌子，消費者應該愛這個牌子，各階層應該支持這個牌子。作為企業和企業家來講，他們的任務應該創造最好的牌子，用最完美和最理想的產品來貢獻給他的用戶。生產者和消費者大家都為這個牌子做貢獻，都為自己的名牌獻計獻策，都為這個名牌艱苦奮斗。只有這樣，我們的牌子才能鞏固和發展下去。
名牌無終身
祁：您所談的企業創名牌的價值和名牌在市場競爭中的意義，確實是振聾發聵的見解。但是，國內這兩年鞋的生產量很大，市場早已經是供大于求。在這種情況下雙星再發展應該把握怎樣的機遇呢？
汪：我們講風險中蘊含著機遇。反過來說，事業在最興旺發達的時候也往往潛伏著最大的危機。現在正如你所說，大陸上的鞋子已做到了每個角落，市場也進入了飽和期，雙星怎么辦？這是擺在每一個雙星人面前的極其嚴峻的問。所以我始終在雙星內部提倡一種危機意識，那就是：“市場無止境，名牌無終身”。世間萬事萬物，不進則退。尤其在市場競爭中更是無時無刻不在證明著這個道理。
我一向認為企業要大發展，與其創造機遇，不如努力利用目前的機遇。雙星目前的機遇就是這塊牌子。經過這十幾年的拼搏，雙星已經形成了規模經濟，創出了中國人自己的世界名牌，也有自己在國內外的銷售渠道。我們只有很好地想辦法利用這幾大優勢，才能在市場上爭取主動。
利用優勢并非在生產規模上再擴線，魯中開業后我們就關閉了市區的運動鞋廠，轉而發展三產。雙星今后自身的生產將不再大幅度增加，而是一頭加強技術開發，一頭加大名牌覆蓋，加大銷售渠道，縮小生產廠，由過去的油桶型變為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的新格局。
祁：就是說利用名牌這一無形資產來做大文章。
汪：對。名牌是高科技的高科技，具有最大的附加值，專門用商標來經營可以創造很大的價值。目前，在國內外市場的需求量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我們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像過去那樣去投資建廠，走自我滾動發展的路子，就會遠遠趕不上市場的需求了。所以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自己的生產能力達不到，就必須充分運用好名牌戰略，走名牌覆蓋的道路。這是企業今后發展的方向。
祁：雙星名牌覆蓋是什么時候開始做的？
汪：一九九三年提出后，就已經有少量地定牌加工。由于國內外市場變化很快，競爭很激烈，一些低價位的鞋子我們集團內根本不做了，還有許多新款式的鞋我們一下子要上也不可能有現成的模具和幫刀，這都完全可以靠名牌覆蓋的方式爭取貨源，拉住訂單。譬如南方的運動鞋款式新、花色多、價位也低；北方有很多鞋廠在制作專業鞋上有優勢。這些力量我們都可借用。
從一些國家和地區來看，制鞋行業衰落后，一些企業憑著自己早發展的優勢和有固定客戶的優勢逐步轉向了賣鞋及其他行業的貿易公司。像巴西現在已有百分之六十的鞋廠關閉，靠外加工來提供貨源。而在發達國家，早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許多成功的企業就走了名牌覆蓋之路。我曾經考察過巴特公司，他在全世界有七十多個經營公司，也有自己的制鞋工廠，同時他還在利用自己的無形資產大量加工收購鞋子，形成了著名的跨國公司。而目前的雙星也已經擁有雄厚的實力和著名的品牌，也具備了實施名牌覆蓋的條件，所以在一九九三年底鄭州經營會議上我就正式提出實施名牌戰略，實行名牌覆蓋。這是壯大集團實力的一條捷徑。
祁：記得一九九五年底，您在北京參加全國首屆建功立業、成才報國復轉軍人表彰大會時，我看到有位臺灣鞋商將他生產的兩大箱雙星體育運動鞋樣品送到賓館里請您過目，那也是雙星搞的名牌覆蓋的結果吧？
汪：對。那是我們給他下的訂單。
祁：在人們的印象里，一般都是大陸的廠家搶臺商的訂單。而臺灣的廠家承接雙星的訂單，這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汪：由只知道為外商打工轉向自己逐步當老板。這一事實若在十年前，對雙星來說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們發展到今天，這又是必然的。接訂單和下訂單是一個大反差，是不同地位和位置的轉換。
祁：這是否也意味著雙星從此將由生產型的企業開始向經營貿易型企業轉軌？
汪：是的。名牌覆蓋將促使企業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企業體制和性質都將產生根本變化。一是由原來的被動參與競爭轉向主動參與競爭，真正以市場需求為主導，引進、購買、開發大批樣品，占據了市場競爭的主動權；二是國內很多鞋廠，尤其是臺資在中國南方的制鞋工廠有的開工不足，有的無活可干，這就為我們擴大名牌覆蓋，利用他們的技術、資金擴大雙星鞋生產規模創造了時機；三是隨著名牌覆蓋的擴大，我們將由原來生產經營型轉向經營貿易型，成為下訂單、收購、經營產品的老板。這兩點標志著雙星在今后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向高層次的方向發展。
祁：雙星鞋是以質量上乘而著稱于世的。在名牌覆蓋中會不會出現質量問題？
汪：我們專門設有主管名牌覆蓋的工作班子，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對組織領導、原材料測試、技術開發、質量控制、組織推銷等方面也已形成了一支專業化的隊伍。
祁：名牌覆蓋確實是一種大開發、大生產、大市場的新型運作方式，相信這是雙星面臨轉折的一個大機遇。
汪：在剛開始運作時，我們企業內部也有些人不理解，跳不出那種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什么都要自己生，自己養的傳統生產方式。沒有看到名牌形成以后如果抓不住名牌覆蓋這個機遇來發展，就會痛失良機，最后連名牌也保不住而被市場無情地淘汰。
雙星制定的“九五”規劃和后十年發展規劃，銷售額要達到六十億元乃至一百億元。要實現這個宏偉目標，必須跳出自己生產鞋的小圈子，跨行業發展。不光在鞋上搞名牌覆蓋，還在借助雙星的知名度向與鞋有關的行業發展，向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向海外市場發展，向國際水平邁進。哎呀！這條路永無止境。